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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2019年底开始肆虐至今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让中国经济在“风暴中体验风暴”。在经历了疫情爆发早期的进退失据之后,一个过去曾多次经历各类危机的国家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湖北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配合和服从,使得我们逐渐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有效防止疫情继续肆虐扩散。目前,新冠病毒肺炎在国际间快速扩散,甚至有演进为全球流行病的可能性,但国内的总体防控形势向好,政策重心也由针对疫情的应急性措施逐渐转向疫后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核心,第三产业

在2月23日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最高层明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至此,疫后经济政策的目标表述已经非常清晰:一方面,政策需要全面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保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要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转换动能、优化结构、改变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以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可以归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的增长。

  劳动力方面,过去四十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资本方面,我们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再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形成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保持极高的增速。与美国比较能说明问题。美国1870年-1970年完成工业化进程这一百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是2.1%;而中国过去40年的表现非常出色,1980-1989,年增速平均为3.9%;1990-1999年增速为4.7%;2000-2009年平均年增速为4.4%。当然2010-2018年这段时间,增速开始出现下滑,大约降到年均2.1%左右,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这个阶段下降与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有密切关系。

  目前,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以大量的要素投入为基础的增长变得不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正向全要素生产率倾斜。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现在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中国的TFP水平即使只是达到美国的65%,也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即,未来十六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全球经济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

  我们认为,中国在推动TFP增长过程中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因素。首先,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即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等将推动TFP增长。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但在关键部件或技术上还无法形成“闭环”,大国工业还有发展空间。未来诸如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注入可能。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除技术外,“进一步改革”和“更大的开放”能形成制度红利空间,创造出“保持全要素生产率(TFP)较高增速”的奇迹。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实证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般贡献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再创造一个经济奇迹,实现高质量发展,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在2.5%以上,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实现一个5%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这是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正在发生的最大变化。

  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的变化还反映在其他方面。例如,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019年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了GDP的54%,贡献了将近60%的GDP增长。此外,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变成经济最重要的动能——2019年,消费拉动了57.8%的经济增长,明显超过投资31.2%的对增长贡献。

  我国目前农业的GDP占比只有7%多一些,但是,农业用了27%的劳动力。到2035年,我国农业的比重将降至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不过4%。未来16年,我国将有20%—25%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大规模的劳动力将重新进行配置,也在改变经济的格局和增长逻辑。

  我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达到23%,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一方面引起消费端的变化,对医疗、养老、财富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这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构成巨大挑战,动摇我们已经习惯的以投资来驱动增长这种模式的基础。

  收入分配的格局在未来也将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目前基尼系数是0.467,收入分配中居于后50%的人口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5%,“前10%收入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是后50%群体的14倍。这一比例远高于法国(7倍),略低于美国的收入差距水平(18倍)。如果我们未来的增长不能实现包容性和普惠性,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合理增长,让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受益,我们对全球化的认知、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会不会在未来发生根本逆转?反智、反全球化、反市场经济的情绪是否会逐渐泛滥?

  现在国民产出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并不合理——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元多一点,平均每月2500元,而我们的人均GDP接近7万元。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这种分配结构是否有利于支持消费增长?而且,我们目前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高峰期即将结束,服务消费需求在上升。这次疫情也反映出我们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而事实上从低到高、各类型服务业供给不足是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再看城镇化率。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或能从目前的60%提升到75%甚至80%。城镇化的推进确实能够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未来投资的流向,提升投资的效率。我们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目前约有88%的地级城市人口规模其实是严重不足的——实际人口不到经济意义上最优人口规模的40%。人口不足,服务业很难发展,新兴产业很难涌现;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

  中国研发的GDP占比已超过2.19%,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我们规模巨大的研发大量投向研发的“发”,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只占研发规模的不到6%——没有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大量、长期投入,我们很难摆脱关键技术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形成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

  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现阶段只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然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的下降会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带来挑战。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正面临债务率高(非金融企业债务高达GDP的1.5倍以上)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A股上市公司过去二十一年平均的ROIC只有3%)的痼疾。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摆脱对以债务来驱动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的依赖亟待破题。其中,企业税负重以及营商环境的结构性痼疾是企业ROIC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受益于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但是,我们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位置并不高。中国目前价值链上游程度(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减去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仅为0.01,低于四十个开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0.04,更是远低于美国价值链上游程度(0.29)。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并不理想,关键零部件、技术仍受制于其他国家。

  以上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提示我们,在当前考虑制定疫后经济复苏政策时,不应该因为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而进退失据、从而再走回放水刺激漫灌的老路;而应该充分吸取这次疫情冲击的教训、反思我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短板,聚焦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制定一整套符合经济学激励相容原则的政策组合,既能有助于实现短期决胜小康的政策目标,也能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2035和2049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这一次,政策思路应该不一样

  某种程度上,现在有两个中国经济:一个是反映为GDP规模和增速的中国经济,目前正经历着增长速度、动能及模式的巨大变迁;另一个是反映在经济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中国经济——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微观经济活力、收入分配格局、居民生活质量、全球价值链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等呈现。在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反映在经济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经济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回到这一轮新冠病毒疫情。疫情防控目前形势向好,我们前面的分析也显示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可控,大概率不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构成太大的不确定性。基于此分析,结合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我们的结论是这一轮经济政策的逻辑应该与过往不同——其侧重应该放置在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

  因为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这次疫情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2)对就业的冲击。既关乎效率,又关乎民生。疫情期间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而疫后政策的侧重应该放在应对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上,并围绕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出台相应政策。

  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作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初始国,中国虽然通过强力措施有效抑制了疫情扩散,但是疫情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这次疫情首先从需求端直接冲击第三产业。其中,受冲击最严重的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旅游、住宿、餐饮、线下娱乐、农林渔牧等行业,加在一起已经占到GDP的36%。此外,因为恢复生产过程所需要素供给受到疫情冲击,人流、物流、资金流堵点没有完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不能顺畅运转,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供给端如制造业、房地产、进出口等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比1月下降14.3;非制造业PMI从1月的54.1下滑到29.6。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与GDP高度相关的领先指标,其2月份的数据表明中国总体经济下行程度或超出预期。

  目前,专家、学者和政策分析师们对于疫情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存在分歧。相对悲观者甚至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负,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政策配合,中国经济达成2011-2020年这十年GDP翻番所需的全年5.5-5.6%的GDP增长将很难实现。当然,市场上更为普遍的预期是这次疫情对第一季度GDP增速的影响在2-3个百分点,对全年增长的影响在0.5个点左右。

  我们认为在积极有效的政策(我们稍后分析什么是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的保障下,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0.5个百分点的影响是一个合理的估测,原因如下:(1)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师详细测算了疫情对诸如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旅游、住宿、餐饮、线下娱乐等直接受影响的行业所造成的损失,规模在1.3-1.8万亿元之间,考虑到GDP统计的是增加值而非营业收入,商家的营业收入只有一定比例可被列为增加值,因此,实际的GDP损失应该远小于1.3-1.8万亿;(2)计算GDP时,统计局对很多行业使用收入法,即使这些行业员工不能正常返工返岗,甚至运营中断,但是企业发放的工资、缴纳的税费等仍旧计入GDP核算,反映出的GDP减速并不像人们感受的那么大(对不起,直觉有时真的不可靠!);(3)考虑到正在和陆续将要出台的各项对冲政策的影响,在经历第一季度的经济回落后,第二、三季度经济数据会显著回弹,疫情对全年数据影响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收窄。

  0.5个百分点的GDP损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测大致相当。此前在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时,IMF称新型肺炎疫情会使其3.3%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幅预期降低0.1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6%左右,0.5个百分点的中国GDP下降大约对应着0.1个百分点的全球GDP损失。这里我们假设疫情在中国境外的有限扩散也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

  如果0.5个百分点的估测大致合理,那么今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经济增长仍在合理范围,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当然,必须指出,我们的分析假定疫情不会演变为全球性的传染病。如果疫情在全球蔓延并持续,那么它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一幅可怕的场景。这种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会出现堵塞甚至断裂,全球经济秩序被彻底打乱,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甚至可能被迫按下暂停键。如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超越文献中所分析的一般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对全球经济形成持续的深度的冲击。一旦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将不得不大幅修订,而我们政策讨论的话语体系将会彻底不同。

  暂时放下此种极端情况不论,我们上面关于疫情经济影响的总体判断可以从全球资本市场对疫情的反应中得到一些实证支持。图1给出了今年1-2月上证指数、恒生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变化。如图1所示,在2月下旬疫情在全球范围扩散之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主要在我国。这段时间股市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的变化重合度较高,其间,疫情对股市的负面冲击在2月初一次性释放后,股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上证指数2月20日几乎已经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恒生指数虽然回升幅度不如上证指数,但是总体上升趋势在2月20日前非常明显;需要指出,这段时间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主要在中国,在海外迅速扩散的报道尚未出现;其二,道琼斯指数在1月底疫情汹涌时有过窄幅调整,但总体趋势平稳,2月20日前并未受到我国疫情防控情况的明显影响。

  显然,1月2日至2月20日的股市在因疫情而生的市场恐慌情绪一次性释放之后,逐渐回复到疫情前水平,表明资本市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基本可控,疫后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向好趋势在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被市场消化后不会改变。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的变化同样表明全球市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给定中国居于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这一关键事实,我们不认同某些分析师得出的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被严重高估这一判断——道琼斯指数在2月20日前的相对波澜不惊显示全球市场认为中国政府有足够大的宏观政策施展空间去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正因为这样,疫情的经济影响局限于短期且相对有限。

  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内生变量。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以及我们是否采纳有效的对冲政策。我们上述分析显示疫情如果没有演变为全球性传染病,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不构成大的威胁。这种背景下,政策选择应该避免通过大水漫灌全方位刺激的方式来过度拉高疫后GDP增速。这种过度对冲既透支了未来增长潜力,还将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杠杆率高、投资资本收益率低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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