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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如何赋能经济发展

如果把1979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喻为飞机刚刚起飞的阶段,那么现阶段则是正处于起飞后30分钟进入平流层前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要面对“换档”或者结构转型的不确定性,同时还要面对极端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要解决好如何“换档”,如何平稳进入平流层的问题。


企业的创新研发无疑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引擎。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创新研发活动重在应用,即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并把这些理论和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对现有技术和设备进行改良改造。应该区分风险和收益截然不同的两类创新研发所累积的无形资产。


一类是用于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研发所累积的“发展式无形资产”(Developing Intangible Capital),这类创新研发不仅风险高,而且不确定性极大,并可能带来熊彼得所说的“创新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1000个项目中可能只有一个会成功,但是一旦成功就会带来超高的收益率,因其可能会使现有的技术和资产分文不值,例如用于创造第一代智能手机iphone的创新研发。


另一类则是对应于对现有技术和设备进行改良改造的创新研发的“嵌入式无形资产”(Embedded Intangible Capital),因其“嵌入”了企业的生产活动中,与企业现有的固定资产相结合,为企业带来长期持续稳定的收入,长期风险低,例如用于对iphone进行升级换代的创新研发。


目前中国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既需要对现有技术的升级改造的创新研发,更需要能不断开拓技术边界的创新研发。笔者和合作者利用中美股票市场的数据研究发现,这两类创新研发的风险和收益截然不同,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


一方面,用于累积“嵌入式无形资产”的创新研发通常发生在大企业,成熟企业,并且对这一类创新研发活动的投资通常需要伴随固定资产的投资。这类创新研发的投资风险低,收益稳定,因此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等债权融资是合适的融资手段。


另一方面,用于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研发活动通常发生在小企业中,风险高,不确定性大。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拉尔斯•汉森教授在2016年与笔者的对话中曾说,对于不确定性大的小微企业创新研发宜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等。


这是因为,对于高风险不确定性大的项目,只有让投资决策人承担相应的风险,才能够解决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危机”问题,即如果风险项目的决策人只收获项目成功时的高收益而不必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时,决策人必然会“铤而走险”尽可能地寻求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忽视必要的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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